▲《沙浦村蔡氏·祥祖房族谱》关于娶入的女性姓氏记载（红框）。

▲《宝安历史研究论集》所载《嘉庆十六年排位碑石》书影。

蔡保中 文/图

婚嫁，是人生大事。婚嫁的风俗、礼仪、习惯等是每个民族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一直以来，对于广东省新安县（今深圳、中国中国香港一带）的原居民的婚嫁风俗、礼仪的研究已有众多学者、专家作出过研究与记录，但对于新安县原居民的婚嫁的“习惯”则好像少有研究。本文将主要对明清新安县“土籍”原居民（即广府原居民）的婚嫁“习惯”作一个探讨。

重门第、不远嫁、同姓不婚

这里所谓的“习惯”，指的是并没有明文规定但都会默默遵循的一些“取向”与“行为”。

在现今社会中，婚嫁的“习惯”众所周知，无外乎“有一定经济基础”“三观要一致”等等。“有一定经济基础”这一点，已成社会共识，所谓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“有情并不能饮水饱”。事实证明，夫妻双方都有相对等的家境财富，婚姻多会是比双方家境财富不对等的稳固的。而“三观要一致”则表明，夫妻双方若只有相对等的家境财富，而没有共同语言、没有心灵上精神上的交流，婚姻关系也比“三观一致”的夫妻容易产生变数。

在明清时期，深港一带广府原居民婚嫁习惯也有一个“三观”。此三观与其说是新安县的，不如说是全中国人的，只不过一直在新安县传承，直至近代。而国内其他地方，在明清时期早已失去此三观中的一二，甚至三。

明清时期，深港一带广府原居民婚嫁习惯的“三观”简述为三样：重门第、不远嫁、同姓不婚。乍眼一看，很简单，大部分中国人对婚嫁都是这样，都有这个“习惯”。但若认真细究，深港一带广府原居民却一直在新安县传承这种“习惯”直至近代。而国内其他地方，则实际上在明清已没有这“习惯”，只剩下看重婚姻要有相对等的家境财富这一项最基本的条件。

“门当户对”“竹门对竹门、木门对木门”这类词汇，最初也是应用于“门第”的，但后期，在国内特别是北方，“门当户对”已演变为只指家境、财富的对等，而不讲究真正的“门第”的对等。而深港一带广府原居民婚嫁习惯中的“重门第”则不是简单的以家境财富来衡量，正如当代的“三观”一样，有思想、精神、名誉的因素在里面。

同姓不婚的习惯延续到近代

“重门第、不远嫁、同姓不婚”这三观，在深港一带广府原居民的婚嫁“习惯”中有不同的比重。“重门第”这一项最重，若按笔者观点，该项占比60%；“不远嫁”次之，占比30%；“同姓不婚”排最后，只占10%。

先由最后一项“同姓不婚”讲起。“同姓不婚”在《礼记》《国语》《左传》等先秦典籍里已有记载，华夏民族的婚嫁禁忌。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亦记载，殷商末年，箕子将礼教带入朝鲜，并定了“八条之教”，其性质颇类似西方宗教的“十诫”。“八条之教” 即“其一，相杀，以当时偿杀；其二，相伤，以谷偿……其七，同姓不婚……”即是说：一，杀人要偿命；二，伤人要赔偿……七，同姓的不可结婚……

同姓不婚，是因应当时的人口、地理等实际情况下制定的“规矩”。当时，三千年前，同姓的基本上是有比较亲的血缘关系，为免近亲结婚导致不良后果，制定此条规矩，是正确的。但随着数千年过去，同姓的人已经太多，甚至个别姓氏在国内有近千万人。因此，许多地方已不将其作为禁忌。特别是北方，外族改姓汉姓的大有人在，同姓的，不单只不同宗，甚至可能不同民族由来，因此，该禁忌在北方在明清基本上已消失。

但是，这个“习惯”却在新安县延续到近代，直至民国甚至新中国成立后才消失。虽然，该项“习惯”占的比重很小。

查阅新安县各姓氏族谱，可以发现，基本上在民国及以前，没有同姓的婚姻出现。以《沙浦村蔡氏·富祖之祯祖房族谱》的笔者直系祖宗为例，“始祖（元末明初），娶蒋氏、林氏；四世，娶柳氏；六世，娶冼氏；七世，娶洪氏；八世，娶萧氏；九世，娶林氏；十世，娶叶氏；十二世，娶黄氏；十三世，娶麦氏；十四世，娶吴氏、文氏、曾氏；十五世，娶梁氏；十六世（民国初年），娶文氏……”可见，民国或以前均没有同姓婚姻出现，其他旁系的情况也一样，其他深港一带广府原居民族谱也一样，在此不详述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新思想普及，此一“习惯”逐渐淡化，虽然其比重本来也是越来越小。改革开放后，更不用说了，已经不作为禁忌。

不远嫁 好“担当”

排在第二的是“不远嫁”。不远嫁的原因很简单，父母都不希望离女儿太远。一来，族群的势力范围能够够得着，免得女儿受欺负。二来，媒人开展业务的范围有限。三来，最重要一条，新安县这里一直有“担节”的习惯。

所谓“担节”，是新安县当地的习俗，就是逢年过节，作为后辈的女性就会担一些应节的物品到作为长辈的亲戚那里。担节的“责任主体”是女性，而且是已出嫁的女性。担节的“对象”则是父母、叔伯、兄弟等娘家的男性，即本族男成员，另外还有比自己辈分高的女性例如姐姐、堂姐等。担节的对象各地有些许不同，但对父母与兄弟则必担。女性出嫁后，会在各个节日担节给父母和哥哥、弟弟。男性则不需要担节，因为男性与本族同住（在本族村中居住）。未嫁之女性也不需要担节，原因一样：未嫁肯定在本族村中居住，天天可与父母、兄弟、本族人见面，不需要担节。担节，各个节日按当时节日食品而定，端午节担的是粽子，过年前担的则是沓饼、油角之类的，还要有一只大肥鹅。而对方，则会“遗盘”（即反馈）一些礼物给来担节者。

所以，如果嫁得太远，则无法担节，亲情就难以维系。根据史志及族谱研究，一般来说，以十里之内为常态，即今6公里半径范围内。按古时交通以步行为主，一般一个小时许可以到达。

根据萧国均、萧国健的《宝安历史研究论集》所录的南头城内《嘉庆十六年排位碑石》的“烈女节妇”名单，从有记载嫁娶双方村落的文字中可以看出，女子出嫁大部分不超过十里：郑氏，崇镇里，嫁平山方时登（南头嫁西丽平山）；郑氏，莘塘郑女，许横龙冈吴帝隆（南山区新塘嫁南光村）；廖氏，上水廖女，许万屋村万（中国中国香港北区上水嫁北区万屋村）；李氏，大鹏城李女，许水贝欧阳敩忠（大鹏城嫁大鹏水贝）；郑氏，莘塘乡，嫁龙井蓝芝伍（南山新塘嫁西丽龙井）；邓氏，锦田邓光俎女，许屯门淘光鼎（锦田嫁屯门）。另外还有平山嫁大涌、罗湖嫁龙跃头、城内嫁一甲、怀德嫁福永等等。除了载明嫁娶双方村落的，还有只记载嫁方姓氏及娶方村落姓氏的，但基本可凭嫁方姓氏大体推断出嫁方村落。例如，“曾氏，许岭下文伟聘”，基本可推出该曾氏是新桥村或黄埔村、上寮村的曾氏，嫁往岭下（今福永凤凰村）相距不远。这类只记载嫁方姓氏的占了大部分。《嘉庆十六年排位碑石》的这些记载是比较翔实的。在《嘉庆新安县志·烈女节妇》也有记载，只是《嘉庆十六年排位碑石》记载要详细得多。

除了《嘉庆十六年排位碑石》《嘉庆新安县志》的记载，还有族谱，是最直接的证明。以深圳松岗镇为例，其女性一般嫁以十里之内，即嫁到松岗以及邻近的沙井、公明、东莞长安等地，而甚少嫁到福永、西乡甚至南头或虎门、观澜等地。比如沙浦村蔡氏的多本族谱，谱中所载各先祖娶入的女性皆为周边的宗族：长安李氏、公明麦氏、新桥曾氏等邻镇姓氏，以及松岗本地的报美文氏、洪氏、黄氏、叶氏、萧氏等等。民国或以前基本上甚少发现有娶入张氏、郑氏、邓氏等姓氏。因为张氏只在罗湖、中国中国香港北区一带，郑氏多在西乡、南头，邓氏最近也在福永塘尾、观澜竹村等，已超出了十里的半径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（作者为沙浦原住民、文史学者、深圳市地名学会理事）